连战回忆录披露台政坛秘闻，两岸关系是其中浓墨重彩一笔******
【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于名】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历时15年撰写的《连战回忆录——我的永平之路》，1月17日在岛内出版。
连战办公室主任彭国省表示，连战写回忆录是忠实记述当时的氛围与事件，面对自己走过的岁月，检讨自己的工作奉献，分享给读者。两岸关系自然是书中浓墨重彩的一笔，据台湾《联合报》17日报道，连战在最后篇章对两岸关系提出建议，力主“两岸应该推动政治对话、追求最终和平”，强调“和平”与“发展”是两岸关系最关键课题。他透露，2008年底上海论坛期间，因为两岸已达成向前推动经济合作的方案，除了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要再谈外，未来就是要碰触政治层面的制度性问题。当时大陆方面对连战表示，“我们好好再继续努力，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”。连战回台湾后特别向马英九报告说，“我们是否可以好好规划，两岸可就政治架构难题商讨未来的制度性安排”。但马英九回应说，政治议题非一蹴而就，应秉持“先易后难、先经后政、先急后缓”的原则，像堆积木方式来进行。
连战表示，其实2012年马英九竞选连任前夕，“过境”美国时曾抛出未来可推动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主张，一度引起广泛讨论，但后来不了了之，不知是否受到美国压力，到马2016年5月卸任，都未再谈起该议题。2014年及2016年国民党连续选举大败，在两岸问题上采取保守做法仍未守住政权，现在很多人在检讨反省，“但历史的进程真是当断未断，反受其乱”。连战曾说，两岸事务哪一样是单纯的经济？每样都避不开政治，他真心期盼有政治家能把上一代留下的历史问题，在我们这代有效解决，别留给下一代。
连战在书中还谈到与马英九有关的另一件事——1997年的“白晓燕命案”。他写道，命案发生后，民进党以治安败坏为由要求“行政院”改组，并发起游行，但连战认为，任何社会都会发生骇人听闻的绑架撕票案，从未听闻要上纲到“行政院长”下台，这是民进党在借题发挥，所以即使第一时间时任“内政部长”林丰正要请辞，他也并未答应。后来“白晓燕案”持续延烧，作为“政务委员”的马英九提出辞呈，连战当时也对马这个政治动作感到不快，“让我有被落井下石之感”。连战还派人去力劝马打消辞意，但马英九坚持不回去上班，后来也逼得“内阁”进行改组，“这也是我在行政院期间一段较为不快的回忆”。2007年马英九要参选时曾去看他，承诺当选后重启对于“3·19枪击案”的调查，但遗憾的是马当选后的8年未对本案重启调查，令真相无法大白。
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表示，书中提到当年的治安问题，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会在必要时担负起责任，向民意负责，这是民主政治应有的样貌，马在当时也做了正确的决定。彭国省则表示，“连战对马英九没有意见”。据悉，连战在“跋”中特别感谢马英九连续5年亚太经合组织(APEC)会议委托他代表参与的信任与托付，也感谢马在任内实现“和平之旅”五大愿景。2月7日，连战将在经国七海文化园区举办新书发表会，仅邀5人致辞，第一位就是马英九。另四位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、前“立法院长”王金平、前“行政院长”刘兆玄以及出生在台南的史学家郑喜夫。
连战在回忆录里还特别谈到2004年的“3·19枪击案”。他写道，他和宋楚瑜当晚本来准备对30万泛蓝支持者发表公开演说，但因为枪击案事发突然，连战宣布停止所有竞选活动。连宋探视陈水扁遭拒，且质疑陈水扁和吕秀莲封锁“并不严重的病情”。对此，陈水扁16日发表声明称，婉拒连战慰问是考虑有众多媒体在场的探视可能有所不便，“事件并非自导自演”。彭国省则回应说，陈水扁的声明跟当年一样谎话连篇，他声称因众多媒体在场而婉拒连宋探视，但记者都被隔在外面，哪来众多媒体？
台湾《中国时报》17日评论称，连战这本回忆录记录了他从国民党要员，到卸任后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过往，重现国民党主政时期带领台湾蓬勃发展、不断推进两岸和平的历程，“宛如浓缩版台湾现代史”。对比现在的执政党，有今非昔比之感。
(环球时报)
新岁访巴金******
中新社记者 谷苇
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，踏着霏霏细雨，来到巴金的家里。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，照旧“闭门谢客”，继续他的写作生活。
也许是江南的春寒，最难将息。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，有点“感冒”。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，脚步还是轻快的。
在他的客厅坐定，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。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，显然是乐观的。他说：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，他们在埋头苦干，有思想，有志气。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：“一个作家，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。”
“我自然还要写作，只是做得慢些。”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，巴金说：“那几项工作，总要把它做完。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。”巴金的“几项工作”，确实都在进行着，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，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。
为香港《大公报》所写的《随想录》，已出版了两集。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，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。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。他说：“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，我总把它写出来，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，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。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，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。”
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，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《一双美丽的眼睛》。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，问到“大概写了几万字了？”巴金微笑着回答：“这很难统计，反正在写。一定要把它写完的。”
“《创作回忆录》早已写完了。原来打算写10篇，结果写了11篇，都在香港《文汇报》上发表过了。不久以前，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。”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，拿了一本新书下来，签上名，送给我。这确是一本好书，不论是书的内容，还是书的印刷、装帧和设计。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，这本书“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，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。”读过这些文章的人，都会有这样的感受。
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，那部有名的《往事与随想》。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，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。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，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，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。但是，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——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。“因为种种原因，可能完成得慢些。比原定的计划……”所谓“种种原因”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、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——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、日本、瑞典、瑞士等国家访问过。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、讲学、小住创作的国家。比如美国的“国际写作计划”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，在来华访问时，都曾热情提出邀请。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，巴金都只好谢绝。此外，当然还有一些“非开不可”的会议。
当然，“开会”与写作是“两者不可兼得”的。有时为了开会，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。有时，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、刊物、出版社的“盛情约稿”。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、体谅作家的苦衷的，但在“一约”、“一谢”的过程里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。
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，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，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。巴金只说了一件事：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《巴金选集》，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。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。
“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《巴金文集》吗？是否可以再版呢？”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，为了这部被张春桥、姚文元之类称作“十四卷邪书”的文集，巴金在已过去的“十年长夜”里吃够了苦。
“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。对读者来说，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，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。至于文集，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，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。所以，我不愿意它再版了。”对于出书，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。
早在几年之前，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“中国现代文学馆”。不论是在法国，或是在日本，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，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，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、整理，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。现在他的倡议，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。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，都热情地支持、拥护巴金的倡议。周而复把这个倡议，称作“一个迫切的倡议”，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。茅盾去世之前，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《夕阳》(后改名为《子夜》)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，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。至于巴金自己，他早已准备一俟“中国现代文学馆”有了房子，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，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(包括许多珍贵的、著名作家亲手题赠“初版本”书籍)，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，都捐献给文学馆。除此而外，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，为文学馆的建成“助以一臂之力”。
现在，“中国现代文学馆”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，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。
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，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。告别时，巴金坦率地笑着说：“四人帮”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。但我终于活了下来，这是“幸免”，也是“幸存”，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，因此也格外珍惜。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，当然，首先就是写作。其次，就是为自己“料理后事”，我不想立什么遗嘱，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，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。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，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。比如主张办文学馆，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。还有我的稿费，也不想留给子女，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。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、文学发展的地方。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。
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、对人民、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“戏言身后事”，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，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。
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、健康。
(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)
